中华文化的记忆——2月5日我在解放报业集团的演讲(上)

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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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20日14:30:00 评论 135 6381字阅读21分16秒

  余秋雨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的演讲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谈中华文化。

  从十九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比较著名的也有一百多条。我们现在有条件跳出各个学术流派的争议,在一般意义上来描述一下文化是什么了。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认识我们自己。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今天我要讲的“中华文化的记忆”,其实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今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的专栏《秋雨时分》,正在系统地讲述这个主题。

奄奄一息的武士听到了童年的歌声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十九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殒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殒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中华文化在当时不仅对远来的列强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对声息相通的近邻也完全束手无策。后来,连八国联军都占领了首都,所有的侵略者都抱有明显的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眼看就要实现。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盛不住,只能成为一种流亡者文化,但中华文化的本性与犹太文化和吉卜赛文化完全不同,是以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一旦流亡,就失去了魂魄。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联络义和团,防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才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他几乎是把官员的自杀方式、市民的自杀方式和农夫的自杀方式轮了一遍,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连孔子、司马迁也由于没有见到过甲骨文而对商代不太了解,居然被临近毁灭灾难的现代中国人感知了。几乎与发现甲骨文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就文化记忆而言,清代的考据学派相当发达,考据出来的历史文化非常细密,却无法产生一种巨大的惊醒之力和拔擢之力。

  那么,我们也就把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甲骨文所刻划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

  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或别离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斯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斯多德小15岁;阿基半德比韩非子大7岁。波斯的精神鼻祖琐罗亚斯德(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卒年有多种说法,据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他去世的那一年正好孔子出生。

  这个年龄对照表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劈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五千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十二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五千个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五千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个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五千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老子》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于大大提高。确实比较艰深,但再艰深也就是五千字嘛,认真看注释,怎么会读不下来?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学说,我们只有懂了才能记住;但是老子创造了一个例外,对于他,我们即使不懂,也要记住。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渡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辨,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不会出关隐居,恰恰相反,而是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伸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对君子下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中国文化界如果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中庸,也就是合适和恰当,才能沟通一切人、关爱一切人,因此是“至德”。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的重大记忆了,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例举了。

  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四百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开始产生了真正的国家自觉,进入了“中国之中国”时代。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与此同时要记忆的,是中国又快速地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时代。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遭遇到了来自于“九州方圆”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瑰宝,中华文化谦虚了,又因溶合而强大了。从“亚洲之中国”进入“世界之中国”的路途很长,要等到马可·波罗和大量欧洲传教士的来访和郑和的远航。这中间,最值得记忆的一个年份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把唐代折成了两半,也把中国历史折成了两半。那一年,李白和王维都是五十岁,中华文化已攀上了灿烂的高峰,从此,一种尚武、强大、奋发的民族精神渐渐转向平缓、享受、散漫。精神文化的力度,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这就是横向的归纳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 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早六十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 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 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向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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