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于余秋雨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94efe0100bxh6.html
我到现在还过着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报刊的日子。这中间，最彻底的是不上网，我的手压根儿没有碰过电脑，也没见过网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博客，这是九久读书人俱乐部的一位女孩子在工作之余顺便管一下子的。我与她几乎没有联系过，偶尔我的助理金克林会把我的谈话转发给她，但这样的机会极少，只有在5·12地震之后，我谈过几次话。无论是这个女孩还是金克林都不会把网上有关我的说法转告我。
我不上网，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把持方式。因为生命是由“时间”和“注意力”组成的，而最有可能夺去我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实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会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实，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我严格控制自己的信息来源，每天只花极少的时间看一下电视新闻，以国际新闻为主，然后再静心来想一下。
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互联网上一切有关我的谈论，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事实证明，这对我大有好处，使我有时间完整地做完一件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分散精力。但对一些关注我的朋友，可能有点对不起。
我知道，每次网上投票，广大网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好意，这真让我汗颜。前不久，我应邀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领取“2008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中关村》杂志又为我补发了新浪网等单位前些年投票评选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国）”奖.。为此，我接受了好几位北京、天津的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采访中知道了网上有关我的一点信息，作了一点回答。
在上海，我又获得了《新民周刊》、复旦大学和几个网站一起评选的“1978~2008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奖，而《文化苦旅》又被评为“30年影响上海最大的一本书”。为此，又接受了上海、江苏、浙江的记者们的采访。
在这里，我把几次采访中重复率最高的几个问题以及我的回答，节录如下。同时，我又要向广大关心我的网友自荐在2008年写的一些作品。
1、问：您被评为“创新上海30年风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台领这份奖是很伤感，因为同时获奖的几个人不能来了，只来了家属代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都与我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例如：巴金、谢晋、陈逸飞、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边上的是阮仪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间为保护中国的古城镇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如此高龄，一见面还在与我畅谈下一步的保护计划，令我感动。
2、问：今年获“中国文化创意杰出成就奖”的，全国只评出十名，其中包括奥运会总导演张艺谋先生。从评委会和网上投票的评语看，大家高度评价您最早与电视媒体结合，把“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三项很难统一的使命合于一体的贡献，而且特别指出，您“在多数文化人批评传统文化的时候投身对传统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数文化人痴迷国学的时候又呼吁创新”的逆反行为。看来，您是不太赞成“国学热”的，能不能多谈几句？
答：我高度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可以由我的旧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几本书证明。但是，我确实希望大家慎用“国学”这个概念。这是因为——
一，“国”是一个政治命题，把政治命题压在文化命题上面，很不合适。我历来认为，文化大于政治，自然大于文化。当文化套上了“国”的标签，很多衡量标准就会产生错位。例如，我曾严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残害人性的封建极权主义毒素，但如果说这是“国学的毒素”，就会冲击很多人的爱国热忱。因此，动不动就说“国学”，很可能失去理性的严峻、冷静、客观。
二，“国学”的说法具有太大的排他性。例如，佛教显然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国学”吗？而且，“国”字一套，成了一种唯一选择。说乒乓球是“国球”，那么，排球呢？其他有可能为国争光的球类呢？说京剧是“国剧”，那么，比它更年长、更经典的昆曲呢？同样，国乐、国画、国术、国酒……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曾一再指出，中国文化从十四世纪开始由于朱元璋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创新精神严重衰减，至十七、十八世纪的日益严重。这个倾向，使秦汉唐宋的文化气韵不可复见。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当代创新，就没有传统尊严。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艺术创造论》中就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观点：传统，不是我们要继承的现成遗产，而是靠我们今天的创新来参与并规定的动态存在。可惜，近二十年来，尽管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中国文化仍然严重缺少创新精神。最近几年，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3、问：据报道，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室”新楼已经落成。记得去年上海市教委为这个大师工作室授牌的时候，网上有几个人对“大师”这个名词曾经有过一点酸酸的妒嫉，读起来非常好玩。对此，你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后退，确实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您能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室现在的工作规划吗？
答：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不知道有人在议论。在中国文化领域，总有一些人喜欢在名词的泥潭里玩水，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必在意。上海市教委早就发觉，目前政府支持理、工科的渠道有千条万条，但支持文科、艺术学科的渠道少而又少，因此在几年前设立了“大师工作室”的规程，这个思路很好。现在，这么大的上海只设立了两个，今后几年有望增加到三、四个，可见非常严谨。我这半年多来，我们的这个“大师工作室”名副其实地请了一批大师在工作。香港杰出电影导演关锦鹏先生、国际著名音乐家鲍比达先生、形象设计大师张叔平先生，以及另外一批顶尖艺术家都因为这个“大师工作室”而集中到上海，埋头创造了那么长时间，打造了获得一致好评的原创音乐剧《长河》。这件事，已经展示了工作室的几项宗旨：第一，立足于创新；第二，立足于作品；第三，立足于跨界；第四，“大师”是复数。
我会继续召集更多的国际级艺术大师到工作室里来合作创新。
我的工作室的常规工作，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凡是已经在海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如果愿意申请，经过考核批准，可以在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和工作。我现在设定的专业是三个：中国文化史、艺术创造学、城市美学。我已邀请海内外的一些著作学者参与指导这个博士后流动站。招收的“博士后”人数不会多，现在已有极优秀的专业人士报名。
不少朋友询问，我还招不招博士生。我的回答是：今年（2009年）我集中精力招收“博士后”，但也不排斥明年可能会有重新招收博士生。
4、问：去年网上还议论过一件与您有关的小事：您出生的老家申请要把您家老宅列为保护名录，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不妥。这事您知道吗？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这一说，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几个乡亲找到我，说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读者前来参观，但这个房子早已卖给一家农民，参观者一来，常常要从田间把农民找到，开锁开门，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摆设，陌生人进去很不方便。对此，我向家乡小镇的文化站打听了一下，原来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境外地区的汉语课本，在台湾，我是被收入他们中学语文课本的唯一大陆作家。被收入课本的作品，主要与我的家乡、老屋有关，因此师生们就纷纷来参观了。国外作家来参观的，也不少。这种情景，给那家买了我家老屋的农民带来极大的骚扰。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这个老屋重新买回，捐赠给了镇文化站，还配备了与我回忆比较接近的老家具。这件事，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报道过三次。但是，即使这样，镇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劳动力来管理这个老屋，更缺少相应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乡的一件小小麻烦事。他们申请县里加以保护，估计是为了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我对家乡是负疚的。但我想过多次，也没有想出妥善的办法，希望广大网友帮我出出主意。
5、问：2008年网上有关您的最大议论，是您在512地震之后发表过几篇谈话，其中一篇是含泪劝告请愿民众暂停请愿行动。那些民众是请愿要求惩治造成校舍倒塌的建筑承包商和相关官员，您劝告他们在堰塞湖即将决堤的时刻先以大局为重，回帐篷休息，以后再作道理。对这件事，第一天有几个人攻击您是阻止请愿，不少网友没细看您的文章也跟着他们走了，但第二、第三天后绝大多数网友站到了您的一边。我在香港凤凰卫视上看到台湾著名社会评论家南方朔先生高度评价您在这件事上“体现了高度的道德良知”。对此，您还有话要说吗？
答：这个历时一天的网上风波，我当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就立即作出判断，网友多数是粗心的，网上生活多数是“标题生活”，因此特别容易受人挑唆，上当受骗。幸好，一天之后形势逆转，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了我。我的那两次谈话，有以下几个重点被人故意掩盖了，我需在这里重新加以说明——
一，我在那篇博客谈话的一开头就指出，“校舍建造的质量，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但是，我必须凭着良知把真相告诉请愿者：由于这次特大地震毁坏了绝大多数住房，而毁坏的程度又完全是无规则的（例如，一街之隔，毁坏的状况就完全不同），因此已经无法由倒塌的事实来惩处建筑承包商；
二，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在现代，惩处建筑承包商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而法律必须依靠物证。因此，我在那篇谈话中郑重向有关方面提出，“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我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但我心里明白，在经过一次次大规模的翻挖抢救之后，这样的实物证据已经很难完整保存；
三，我心里更明白，这些为数不多的请愿民众，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跪在那里，其实也知道已经很难取证论罪，也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在以一种最哀伤的方式继续着一种悼念。他们是一群需要获得精神救助的心理受灾人，从医学上也应该阻断他们的这种沉溺。但是，我当时又无法对他们本人这么说，因此只能从大局出发来引导他们走出精神陷阱。这样的劝告，当然是含泪的了。
四，我还必须告诉请愿民众，那几天堰塞湖的问题极其凶险，直接威胁着几十万人的生命，大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国内外民众都心悬一线，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跪在那里了。
事实证明，很多受伤害比他们更严重的民众也像我一样去劝告了，效果很好。我实在不明白，那些在网上反对我劝告的文人，到底认为应该怎么做？是让这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那又要跪到什么时候？市长已经与他们跪在一起了，难道一定要他们跪到法庭开庭？而且，我还要问这些文人：你们认为法院应该如何惩处建筑商和相关责任者？把所有倒塌房子的建筑商都抓起来吗？那么，那些坚固无比却也轰然倒塌的大工厂又怎么算？我觉得，这些文人是想利用可怜的家长做政治文章，这对这些家长来说实在是一种强加，很不道德。
6、问：您当时在灾区现场的讲述，四川电视台一再重播，我都仔细看了。后来，您又从灾区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民众讲述，又通过香港凤凰卫视向世界华人讲述，影响巨大，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大灾难中的精神责任。反对您讲话的人，就是那几个一直在诽谤您的人，例如北京的余X、肖XX、上海的沙XX，等等，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海外的反华媒体中歪曲您的地震讲话，您不想反击吗？
答：对他们，我从不理会。十年前，他们得知我在文革期间虽家破人亡还参加过周恩来总理直接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便颠倒是非，引来不明真相的人长时间围攻，我连眉毛都没有动一动。这次地震事件，让我更鄙视他们了。全国人民都在救灾、默哀、劝慰、互助，他们这几个人的人却一直在说反话，泼凉水，声称要“保持距离”。他们一不捐款，二不到灾区，只热衷于在海外媒体上“妖魔化中国”，一会儿说“这次大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一会儿说“地震预报被隐瞒”，一会儿说“死亡人数被隐瞒”，一会儿说“地震捐款被贪污”，一会儿说“地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到最后，居然造谣说，“余秋雨阻止了民众请愿”，实在是无可理喻。想表演自己“持不同政见”的姿态，也应该挑一个别的时间呀，怎么偏偏挑中了十三亿人大悲恸、大救援的时间？我知道他们疯狂崇拜美国，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他们摸着良心比一比，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的救援工作，与中国相比怎么样？我亲自到新奥尔良考察过，我劝他们也去看一看。另外，我还要请他们扪心自问，他们在海外媒体上一直以“代表民意”自居，但是，今天的中国民众，到底有几个会站在他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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